“救援结束后，外交部的人员24小时在酒店陪我们。泰国王室邀请我们乘坐王室专车，去大皇宫参观。不但警车开道，皇宫里也特意为我们清场。”平澜基金会理事长王珂觉得，参与救援被困洞穴的泰国少年足球队后，他们获得礼遇的级别是很高的。
惊喜散去，救援的大幕已落下一周有余，王珂把此行的体悟在心里沉淀。回到北京的办公室，身为具有十多年经验的资深志愿者，他向本刊讲述，民间救援队走出国门的历程，及同国际顶级救援力量的差距。
口述：王珂记者：刘畅
一个多月前，我们知道了泰国溶洞里有12个孩子和1名足球教练被困的消息，那时我还在非洲做反盗猎的项目。起初没想着过去。因为一般洪水短则两三天，长则一礼拜就会退了，可能没等我们到，要么洞里已经没水了，要么泰方的救援队也已经进去了。而且足球队的孩子们之前经常去那个洞穴，这次去做拓展训练，自己带了水，可能还带了些食物。有水的话，人就能存活两个星期。
足球队被困溶洞
直到在泰国的华侨向我们反映，泰国举国上下连世界杯也不看了，除了王室的新闻，就是溶洞救援的报道，他们希望中国救援队能过去帮忙。而泰国也向全世界发出求救，当我们看到有“救援特种部队的特种部队”之称的世界最强救援队——美军空中救援队（简称“PJ”）都赶赴泰国时，我们知道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个洞穴的长度在泰国排第四，有10公里长，里面支岔纵横，更重要的是，需要洞潜救援。那与常规的潜水救援完全不同。普通的潜水救援水面上没顶，遇到突发情况，救援队员浮出水面就行了。但洞穴潜水，头上有顶，而且水中地形非常复杂，一旦被卡住或缠住，几分钟内人就完了，所以需要洞潜水平非常高的人依靠自己的经验操作。之前，泰方派海豹突击队救援过，但没有会洞潜的人员，无从下手，请来常在此探洞的英国人，他们告诉泰方，必须请求国际援助。
6月28日，我们接到泰国“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的邀请，我们又向大使馆提出救援的请求。在外部邀请，内部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在6月29日赶赴泰国湄赛县的现场，直奔在洞口边的指挥所，头一次与世界顶尖救援队合作。
当时共有上千人，泰方是总后勤，除了后方补给、处理媒体和家属的事宜外，负责为各个环节的救援提供帮助。我们最初6个人，包括潜水教练和洞穴救援专家，算上后来的两个人，以及翻译和志愿者，共11个人，加入到由美军、澳大利亚特警队和由英国探洞的极限运动爱好者组成的核心救援组中。美方有30多人，澳方有20多人，英国人带领的私人潜水队有十几人，算上我们，一共80多人。
溶洞内的救援人员
这次救援与我们先前参加过的所有国际救援都不同，比如尼泊尔地震时，各国救援队到现场虽也有交流，但基本各自为政，划定一个区域，按自己的救援方法来。从倒塌的建筑物里救人，大家也都有办法。可我们这回到现场后，跑到美军那里请教经验，他们说，大家都一样，谁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其实具体的技术好说，难在整体的救援行动。最终孩子能救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泰方充分信任国际救援队。国际救援队协商制定方案，交给泰方拍板，在指定方案过程中，他们不会指手划脚，救援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全由大家共同解决。国际救援队也采取了交织在一起，统一调度的工作方式，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核心救援组的四个队伍中，美军最强，他们像是足球队里的“中场”，负责整体的协调组织，前锋能把球送进门里，得需要他们的传球。这个洞穴本就是在当地的英国极限运动爱好者探出来的，“前锋”的工作就交给了他们。洞潜救援本就需要极高的默契，恨不得搭档之间一个眼神，就能知道彼此要做什么。英国人彼此配合默契，美军洞潜不如他们，就把看似最风光的工作安排给他们。我们的队员有些英语都说不太顺，又见到美军都不“抢功”，虽然队里也有一名具备洞潜救援资质的潜水教练，但也和美方、澳方一起，除了参与制定方案，也作为核心救援组里的“后勤”，负责在洞内搭设绳索、运输压缩空气瓶等物资。
搜救的方案都是逐步摸索出来的。搜寻时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从山上找出入口，一个是我们这里顺着洞穴找。英国人能在洞里发现孩子纯属巧合。洞穴里面非常黑，只有头灯照亮的区域能够看清东西。洞潜时，救援队员拉着绳子走，搜寻完一个地方就拽着绳子回去。7月2日那天，救援队员搜寻到4公里左右的地方，绳子不够长，他浮出水面，一抬头就看到十几个听到声响后走到水边的小孩在看着他。
发现孩子后，转入救援。起初有三个方案，从山顶通下来，把孩子救走；过四个月后，等洪水完全退去，孩子们自己走出来；当下实施洞潜救援。但是，山体最厚的岩层有八百米，如果钻开时发生坍塌，洞内落下的钟乳石即使不砸中人，也可能使洞内的水位上涨，切断与洞外的补给线。等洪水退去也不行，因为当时仍是雨季，保不齐洞内的水位上涨，而且发现孩子后，泰方派了四名士兵进洞安抚，洞内17个人，四个月间的氧气消耗也是问题。最后还是决定在雨季中降水相对少的时段，实施洞潜救援。
从洞口到受困地点有九个高地，把人带出来，也分成在这些高地依次停留，还是从9号高地直接带到洞口的方案；带出来时，又分成一名救援队带一个孩子，还是带两个孩子的方案；直到7月8日搜救前，也还在商讨是让孩子戴上潜水设施，由救援队员带着游出来，还是让孩子躺在担架上运出来。最终决定让孩子躺在担架里，沿着绳索逐个经过高地，接力送出去。
整个搜救过程中，洞内支起写字的白板，洞外有指挥部，我们随时随地根据临场情况讨论、调整方案。在讨论过程中，没有国籍之别，每个人都必须发言，我们也参与到方案的制定当中。除了每天会议，指挥部会询问我们的意见，在7月8日、9日、10日实施救人行动之前的总攻动员会上，我们也要上台说明我们的想法。
我从中也领略到拥有救援技术与救援协调能力之间的区别。现场下雨，水位上涨十公分，洞内所有参数就都得变，而美军就能在指挥部里立刻算出来，并且马上调整人员和气瓶的部署方案。这是我们不具备的。而美军在指挥时，又能各显其能，我们的队员擅长探险，绳索技术强，他们就让我们主要来负责，如果人手不够再为我们找当地人帮忙。在我看来，这是真正自信的表现。
救援人员合影
虽然存在差距，但十年间，我们民间救援队就能被最顶级的救援队平等对待，经过这次合作，我也体会到我们的发展和学习的方向，这还要从头说起。
在我们看来，年是中国公益元年。在那之前，没多少人会自驾，像我也只是自己爱好登山和探险，而在汶川地震的救援过程中，人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有能力组织起来，做一些救援的工作，民间救援组织就此勃兴。志愿者们去日本、台湾找救援专家学技术，那边的救援专家知道我们有需求，也会来中国办班。我们既形成圈内认可的救援标准，也考取国际认可的资质证书。
如今，全国的民间救援队至少有六七百支，数十万人，能够覆盖所有市一级的城市。即使在县城里，有救援热情的人，除了可以拉几个朋友一起，找国内比较知名的救援队，接受他们的培训和考察，获得认可后，得到品牌授权，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也可以向知名的救援队或是我们基金会求助，我们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帮助，自己组成民间救援组织。这些救援组织挂靠在民政部、应急管理部门，或是红十字会之下，平时遇到突发的救援情况，当地的派出所就会找他们帮忙，一来二去，形成默契。民间救援队成为协助各地政府部门救援的补充力量。
相比于政府救灾时需要层层申报才能出动官兵，我们民间救援队更加灵活，也更为专业。因为消防队员，包括官兵平时的训练内容不一样，比如有些绳索之类的特殊装备，是我们这些登山爱好者才会用的。这几年来，消防部门的训练内容也在增多，民间救援队的力量相对减弱。但大灾来临时，有专业技能的人员也一定是少数，我们民间救援队就会成为补充。而去国外救援，将始终是民间救援队的一个优势。
王珂
我第一次去国外救援是年缅甸曼德勒的地震，那也是中国民间救援队最早参与的国外救援。当时我觉得经过三年的发展，我一个人就能招呼几百名救援志愿者，装备也齐全起来，觉得国内救援已发展得不错，出国参与国际救援是一次很长脸的事，听说地震后，办旅游签到了缅甸。
我们直奔当地领事馆，说是来救援的，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愣住了，从没遇过这种情况。但他意识到这是好事，向缅甸政府给我们出具国徽的函，我们拿着它到灾区，人家的有关部门才来接待我们。那次我们没发挥太大作用，既没有经验，拿的也是很简单的个人装备，去了之后，像官员视察一样，象征性地做了些废墟清理的工作。但我们发现即使如此，效果也很好，不但当地华侨觉得很自豪，当地灾民看到中国救援队来实地帮助，也改善了原先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救援之后也没有立即离开，看到他们喜欢中国功夫，还在那里开展了一年多的武术教学。
那次以后，我意识到政府的救援力量往往是军队，一般情况下很难调动，即使调动也存在外交的问题，民间救援队灵活得多。我也摸出了窍门，在国内先同外交部门说好，到国外找救灾部门对接，直接就能到达现场。
但到国外做公益，起初往往并不会迎来善意。我常年到非洲做反盗猎的活动，一开始想与外国公益组织合作，但他们要么不同意，要么希望我们当卧底，钓鱼抓中国人走私的证据。我心里很不好受，在当地华人的帮助下自己干。当别人发现我们做出的成果后，开始主动找我们借设备，同我们合作。我那时便知道，走出国门后，别打着旗号，大张旗鼓地做事，与他人共享同样的观念，做出成绩来，才能获得认可。
王珂参与非洲反盗猎活动
直到去年，除了需要专机运送的重型装备，我们置办不了，拉出一直有几百万元设备，不输国际水平的救援队伍，已没有问题。但在救援的观念上，经过这次救援，我还是会想起年尼泊尔地震后，我们赴加德满都救援时一次冲动的冒险。
那次到了现场，我们学习日本的救援队，对遗体非常尊重，用勺子或手从废墟里一点点挖掘遗体，挖出来后还对遗体鞠躬。当地人看在眼里，把我们引到一幢危楼旁，希望我们能救援。那幢危楼已被其他国际救援队画上表示“不能靠近”的大叉，但上百名群众在旁边围观，警察已把警戒线拉好。我们想不能给祖国丢脸，现场组织“敢死队”，按家里是否有男孩，孩子年龄大小，以及家庭负担排序，自愿举手报名，我也身在其中。
虽没发生意外，我自己也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冲动情绪不可避免，但事后仍难以忘怀：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如何最大限度保持理智，降低风险？
这次泰国救援给了我很大启示。大家分工明确，每人各尽其责。7月8日救人时，我们看泰方那边人手不够，好心帮忙，但是晚上回来，就被投诉中国队干扰他们，彼此语言不通，我们过去后，反倒打乱了人家的节奏。我就很佩服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救援队员，有时候我们这一段工作量大些，他们少些，他们就能做到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干，除非调整工作方案，否则绝不插手。看似很冷漠，但其实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体链条的有序。而在明确的分工下，每个人专注做自己最擅长的事，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他们的平常心尤令我感佩，那也是能让人冷静的原因。英国的潜水员找到孩子时，说出的是“我是救援队员”，而非“我是英国救援队员”，把消息带出去后，还把功劳归在泰国军队身上。别国的救援队员每天工作结束后，便回去休息，很少接受采访。美军的组织起了莫大的作用，不见报道，还是特朗普在推特上宣扬，美军也做了很大贡献。
相较而言，我们可能是现场接受采访最多的外国救援队，我们既希望尽量配合媒体，也因为中国民间救援队出道尚浅，需要别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不过，我们也学着自然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原本带了许多国旗过去，但在营地没见一个国家的救援人员插国旗，大家只属于国际救援队，我们最终也没有插。
离开的时候，我们要清理救援装备，酒店整理房间的工作加大，我们就用毛笔写下感谢信留给酒店，没想到酒店将此发上推特，获得一片称赞。本来在救援过程中，我们语言不通，队员们对外国人的礼节也不足，酒店的赞誉是意外的惊喜。出国民间救援不止需要技术过硬，还是一种民间外交。于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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